邱行湘晚年定居南京，南京军区副司令张明拜访：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1959年12月4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特定罪犯实施特赦。此次特赦的对象包括经过长期劳动改造、确已悔过自新的蒋介石集团成员、伪满洲国战犯、反革命罪犯以及普通刑事犯。这一举措旨在体现国家法治精神与人道主义关怀，彰显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重大历史意义。
此次特赦涉及33名战犯，其中包含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十名国民党高级军官。
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青年军第206师师长及洛阳警备司令职务的邱行湘，亦被列入名单之中。
中央对此次特赦人员实施了周密的安置计划。邱行湘虽获准留京任职，然其思虑自身戎马生涯已长，且家中有八旬老母需奉养，故主动申请调任南京定居。
多年后，邱行湘在南京总统府参观时，偶然遇见了一位解放军老兵。经过深入交谈，他惊讶地发现，这位老兵正是当年率领“洛阳营”成功攻入洛阳的战斗英雄、洛阳营营长张明。
邱行湘内心瞬间涌现出复杂的情感。
【一】
黄济人在其著作中采用了邱行湘的叙事视角进行创作。
邱行湘与黄济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其身份为黄济人的舅父。黄济人的父亲黄剑夫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高级职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历任第十六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及第七十六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黄剑夫在南京军事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邱行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在国民党军队众多将领中表现尤为突出。他曾担任陈诚的副官处处长，并直接参与前线作战指挥，以其勇猛果敢的作风著称。因其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蒋介石授予他“邱老虎”的称号，以示对其军事才能的认可与器重。
邱行湘自幼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将"忠君报国、恪守孝道"奉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使他对蒋介石产生了近乎本能的崇敬之情，将其视为精神领袖与效忠对象。这种忠诚不仅体现在言行举止上，更内化为其人格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邱行湘在个人生活中刻意模仿蒋介石的行为习惯。蒋介石不吸烟不饮酒，邱行湘亦摒弃烟酒；蒋介石以光头示人（实则蒋介石并非完全秃顶），邱行湘便剃去头发效仿；蒋介石出行常着大氅，邱行湘便专门定制两件，随身携带。这种模仿行为体现了邱行湘对蒋介石的推崇与追随。
邱行湘因其行事作风与蒋介石极为相似，在当时被私下戏称为"小蒋介石"。这一称谓不仅反映了他与蒋氏在性格特质上的共通之处，更折射出其在政治立场与处事风格上的高度一致性。这种比拟既是对其个人特征的精准概括，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其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
蒋介石对邱行湘的忠诚深感赏识，对其颇为器重。
1947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邱行湘为青年军第206师指挥官。
邱行湘的任命是在紧急情况下作出的决策。
1946年夏季，蒋介石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期间，原本计划召见时任94军第五师师长的邱行湘。然而，由于蒋介石公务繁忙，行程安排紧张，未能如愿。当时，邱行湘正率部驻守北平，该部自抗战胜利后即驻扎于此。待邱行湘返回北平时，蒋介石已因公务返回南京，致使此次会面未能实现。
迫于形势，邱行湘不得不迅速启程前往南京。
在那次会晤期间，蒋介石对前来请求援助和补给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进行了严厉斥责。尽管邱行湘对罗历戎的处境深感同情，但他并未因此感到不安。作为一名军人，邱行湘深知战功是衡量个人价值的关键标准。由于当时他尚未遭遇重大失利，因此能够保持相对从容的心态。
邱行湘与罗历戎均未预料到，在随后的清风店战役中，罗历戎所部遭遇全面溃败，其本人亦被俘获。彼时，邱行湘正率领第五师南下保定增援，全然不知数月之后，他亦将面临相似的结局。
邱清泉当时并未预见到未来的困境。蒋介石召见他的目的是任命他为青年军205师师长，该师当时驻守在台湾。
【二】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战况对蒋介石极为不利。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蒋介石在战略部署上显得颇为被动。为应对战事压力，他紧急下令对青年军各师进行大规模扩编，使其建制规模迅速提升，几乎达到常规军的编制标准。这一举措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军事力量面临的重重困境，以及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迫切应对之策。
邱清泉被任命为青年军205师师长，这一职务变动表面看似平级调动，实则暗含晋升之意。此次任命不仅体现了上级对其军事才能的认可，更标志着其在军界地位的实质性提升。通过对这一人事安排的分析，可以洞察到军队内部对高级将领的选拔与培养机制。邱清泉此次职务调整，既是对其过往军事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其未来发展潜力的期许。这一决策充分展现了军队高层在人才任用方面的战略眼光与统筹考量。
就在此时，蒋介石突然调整了原有的指令。
1947年秋季，刘邓率领的主力部队与陈粟、陈谢两支兵团协同作战，向中原地区实施战略推进。三支兵团采取"品"字形布阵，形成对国民党军队中原防线的重大战略压力。这一军事部署有效牵制了敌方防御体系，为后续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彼时，尽管洛阳周边部署了大量兵力，但蒋介石仍敏锐地察觉到潜在的危险。
洛阳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政治层面而言，该城曾先后作为六个朝代的行政中心，其政治影响力辐射全国；就军事战略而言，其地处中原腹地，扼守东西要冲，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种独特的政治与军事双重属性，使其成为历代王朝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彼时，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驻守洛阳，师长肖劲虽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且曾赴德深造，然其军事素养平平，惯于贪腐舞弊，屡次虚报战况，更肆意变卖军备物资，甚至将美援道奇卡车纳入其非法交易范畴。
尤为重要的是，青年军206师在肖劲的指挥下屡遭挫败，整体士气显著低落。接连的失利不仅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更对官兵的心理状态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种持续的战败局面使得部队的凝聚力和作战意志大幅下降，严重影响了整体作战效能。
洛阳局势告急之际，肖劲迅速向蒋介石发出求援电报。蒋介石在接到电报后，立即萌生了更换指挥官的念头。此时，邱行湘恰好在场，蒋介石果断决定，派遣他前往洛阳，负责整顿并重振206师的战斗力。
蒋介石在人事调整上展现了其战略眼光，任命邱行湘担任要职。鉴于邱行湘的军事才能及当时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防御部署，我军在攻占洛阳的战役中确实面临较大阻力。这一人事安排体现了国民党方面对局势的精准判断与应对策略。
此刻，彭德怀司令员果断下达了作战指令。
自1947年冬季至1948年春季，西北野战军持续开展新型整军运动，显著增强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协同其他战区作战，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提出转战外线的战略建议。1948年2月末，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成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军部，取得了重大战果。
面对西北战局的急剧恶化，蒋介石紧急调动部署于陇海铁路沿线的裴昌会第五兵团驰援西北战区。这一战略调整直接导致洛阳地区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反而加剧了整体军事态势的恶化。兵力调动的仓促性不仅未能有效缓解西北战场的压力，更使得洛阳这一战略要地失去了必要的防御支撑，进一步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军事部署体系。
蒋介石最初的战略构想是通过控制陇海铁路，将西北战区与中原、华北地区进行战略衔接，从而构建完整的防御体系。然而，这一部署存在显著缺陷：单纯依赖被动防御，难以形成有效的战略优势。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固守防线而缺乏主动进攻的态势，往往会导致战局陷入被动。因此，这一防御体系的构建方案在战略层面上存在明显不足，无法充分应对复杂的战场态势。
裴昌会第五兵团的撤离导致敌军防线出现重大缺口，这一战略转折为我军后续在洛阳地区的战术机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兵团调动不仅削弱了敌方防御力量，更为我军实施运动战提供了关键突破口。此战役态势的变化，标志着洛阳战场格局的实质性转变，为我军后续作战部署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第五兵团撤离后，蒋介石随即任命邱行湘兼任洛阳警备司令。这一决策体现了蒋介石对邱行湘能力的信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局势的紧迫性。邱行湘的兼任不仅加强了洛阳的防御力量，也为后续的军事部署提供了有力支持。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奉命进驻濮阳进行休整，原计划南下渡江。然而，粟裕对此表示反对，并专程前往西柏坡参加会议。与此同时，刘邓大军刚从大别山突围，亟需休整。鉴于此，中央决定由陈士榘率领华野第三、第八纵队，协同陈赓兵团进攻洛阳，旨在制造大规模军事行动，为刘邓部队的休整争取时间。
洛阳城防固若金汤，其战略优势不仅体现在巍峨的城墙与坚固的防御工事上，更得益于邱行湘卓越的军事才能。作为守城将领，他深谙防御之道，凭借精妙的战术部署与高效的指挥能力，使得洛阳成为难以攻克的军事要塞。邱行湘的军事素养与战略眼光，在洛阳防御体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城池的固守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在洛阳战役期间，陈谢兵团的装备条件极为匮乏，尤其缺乏重型火炮等攻城武器，与协同作战的华野部队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尽管如此，陈唐兵团第三纵队仍凭借战术优势，成功突破由邱行湘重点布防的洛阳东门阵地。这一战果充分体现了该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也反映出其在武器装备不足情况下的攻坚实力。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第三纵队第八师第二十三团第一营，该营由张明担任营长。
华东野战军在既往的战役中虽多次与国民党军队交锋，但对于洛阳这类中等规模城市的攻坚作战尚属首次尝试。
张明凭借其丰富的指挥经验，组织实施了周密的侦察行动，调动全营官兵积极参与，最终绘制出一份详尽的洛阳城防部署图。
由于战前周密部署，一营在攻克东门的过程中仅耗时五小时便达成战略目标。鉴于其卓越表现，华东野战军授予该部队"洛阳营"的荣誉称号。
【三】
历经岁月流转，邱行湘始终未能参透，那座被誉为坚不可摧的洛阳城，缘何会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土崩瓦解？
在南京总统官邸参观期间，邱行湘偶遇张明，随即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
蒋介石在此地频繁发布对抗解放军的作战指令，然而这些命令形同虚设，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正是在此地，我接到了蒋介石委任我守卫洛阳的命令，并获得了晋升和加薪。我对洛阳的民众和解放军深感愧疚。由于当时我效仿蒋介石的顽固立场，导致解放军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未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致力于促进两岸之间的交流与理解。然而，我至今仍不解，洛阳城防坚固，规模宏大，解放军是如何成功突破城防的？
张明本无意提及过往之事，以免令邱行湘感到尴尬。
面对邱行湘的疑问，张明如实回应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每次作战行动前，均严格执行军事民主制度。通过组织全体指战员进行敌情侦察和战术研讨，要求各级干部和基层士兵共同绘制敌情态势图，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确保作战计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这一制度体现了人民军队民主决策的优良传统，有效提升了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邱行湘听闻此言，内心深受触动，感慨万千。
在洛阳防御战略的制定过程中，我与蒋介石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实践验证，我们发现是否实施军事民主制度对作战效能产生了显著差异。这一发现充分表明，军事决策机制的民主化程度直接关系到战略部署的实际效果。
邱行湘晚年选择在南京定居，并担任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一职。即便年逾七旬，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仍坚持每日步行前往工作地点，持续为文史研究领域作出卓越贡献。
1983年初春时节，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张明率随行人员专程前往邱行湘住所进行正式拜访。
初次会面时，双方进行了亲切的问候与握手。正值黄济人著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单行本正式发行之际，张明特别向邱行湘提及了这一出版动态。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令我印象深刻，特此对你的进步与成就表示由衷的祝贺。
邱行湘面露愧色，轻轻摇头道：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仍将沿着既定方向持续探索。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终身学习是人生的重要课题"，我将以此为指引，不断追求进步与提升。在此过程中，我将秉持严谨治学的态度，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力求实现自我突破与创新。这种持续学习的精神，不仅是对周总理教诲的践行，更是对自身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未来，我将以更加系统化、专业化的方式推进学习进程，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为社会发展贡献应有之力。
张明微笑着表示，他们之间的友谊源于一场意外的冲突。
昔日的竞争者，如今已化敌为友。曾经的对立关系，现已转变为友好合作。双方摒弃前嫌，携手共进，展现出非凡的格局与胸襟。这种从竞争到合作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双方的成熟与智慧，更彰显了在共同利益面前超越狭隘竞争的大局观。这一转变过程，为业界树立了良性互动的典范，也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明的一席话，令邱行湘再次忆起黄埔时期的学长陈赓。谈及洛阳战役，陈赓率领第四、第九纵队，分别负责西门和南门的进攻任务。邱行湘对陈赓的指挥才能深表钦佩，并向张明表达了对这位学长的由衷赞誉。
陈赓将军在接见时的一句话，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他说道：“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这句话不仅体现了他的胸怀，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陈赓将军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智慧，用简洁而深刻的语言，传达了一种超越敌对、寻求和解的理念。这种理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他的话语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鼓励，更是对所有寻求和平与理解的人的一种启示。陈赓将军的这句话，至今仍在我心中回响，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指引。
张明与邱行湘回顾了过往的种种经历，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分别之际，张明紧握邱行湘的手，两人共同拍摄了一张合影，并特意安排让双方的儿子也一同留下纪念。最后，张明向邱行湘表达了真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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